譙定?淵對故里文風之沾溉

李永明

古往今來，一個地方的文化名人往往被奉為當地的文化標桿，并對當地的文化發展產生潛移默化的巨大影響。譙定、?淵對故里文風的沾溉，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。

一、譙定?淵之籍貫小考

譙定的籍貫，除《宋史·譙定傳》記載為“涪陵人”外，還有“涪陵譙天授”、“涪陵譙先生”、“涪陵人譙定”、“涪陵處士”、“涪陵居士”、“涪陵先生”等說法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宋朝的涪陵，既指管轄涪陵(今涪陵)、樂溫(今長壽)、武龍(今武隆)三縣的涪州，又指涪陵縣，即今天的重慶市涪陵區。

譙定的準確籍貫，不在宋代的涪陵縣，而在涪州的樂溫縣玉溪里(今重慶市長壽區萬順鎮境內)。

南宋王象之《輿地紀勝》卷一百七十四記載：

譙定，字天發，涪之樂溫縣玉溪人，自號為涪陵居士。

稍晚，朱熹的侄子兼弟子祝穆在《方輿勝覽》卷六十一中記載：

皇朝譙定，字天發，樂溫縣玉溪人。深于易，自號涪陵居士。

宋末元初趙道一《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續編》卷四記載：

譙先生，名定，字天授，涪州樂溫縣玉溪人。深于易學，隱青城大面山中得道。

那么，宋代的樂溫縣玉溪位于何處呢?樂溫縣于明初改名為長壽縣，樂溫縣之“玉溪”，自然即長壽縣之“玉溪”。明朝成化《重慶府志·長壽縣志》記載，長壽當時有“二十四里”，其中之一即“玉溪”，而玉溪里“在長壽縣西北七十里”。康熙五十三年《長壽縣志·山川類》載:“玉溪，治西七十里”。玉溪，是今天大洪河的舊名。玉溪里，即今天的重慶市長壽區萬順鎮境內。

?淵與譙定為同鄉，亦為今重慶市長壽區人。?淵的籍貫，正史沒有記載。但在長壽的所有舊縣志中，說到古代長壽名人，總是把?淵與譙定相提并論。

明朝正統十一年(1446年)長壽縣教諭朱經《重修廟學記》載：

樂溫乃圣師眷顧之地，故昔多聞人達士，譙君最其尤者，中朝士大夫靡不加敬，至劉元誠謂不意穹壤之間而有茲人。其次則若北巖?君，受學考亭得圣人不傳之妙。

明朝成化《重慶府志·長壽縣志·人物》載：

?君，號蓮蕩，嘗受學考亭，得圣人不傳之妙。

譙定，字天發，紹圣間與程伊川諸賢注易于涪陵錢柜山，時人號為四賢。

康熙五十三年《長壽縣志》在收錄記載譙定、?淵時，有這樣一段說明：

長壽自宋熙寧迄元，歸并涪州，故人物多載涪陵古志。今考名儒如譙定、?淵、賈長卿輩，所居屬境內者方為編入，非因小邑荒陋，借材于楚也。

可見，康熙五十三年《長壽縣志》的編纂者，對譙定、?淵的籍貫經過了嚴格考訂，絕非“借材于楚”。

關于?淵籍貫的準確地點，《宋元學案》卷六十九《?蓮塘先生淵》載：

?淵，字亞夫，號蓮塘，涪陵人。西晉中郎將?靖之后，世居襄陽，后徙居蜀，家涪坪山。

而清朝中葉著名學者張澍《蜀典·?氏》記載：

楚公族有?氏，宋有?淵，字亞夫，號蓮蕩，晉中郎將?靖之后，世居襄陽，后徙蜀長壽之涪坪山，受學于朱子。

此外，民國《涪州志》卷十一《人物志一·鄉賢》亦載?淵“家長壽之涪坪山”。涪坪山，是長壽的一個舊地名，今已不可考。而從長壽舊志的記載和民間傳說看，?淵極有可能與譙定一樣，也是玉溪里人。

明末曹學佺《蜀中廣紀》卷十八載：

玉溪里，在縣西八里，宋賢譙定天發，?淵亞夫所居也。譙學于伊川，?學于考亭。

據此，玉溪里同為譙定、?淵所居之地。

光緒元年《長壽縣志》載：

縣西七十里?子山下，前臨玉溪，宋儒譙定、?淵講學于此，今有祠。一云，即淵宅故址。

?子山，“以宋儒?亞夫得名，地近鄰水界”。光緒元年之長壽治圖，特別標明?子山就在玉溪里。經實地考察，?子山位于長壽區萬順鎮四重村曹家巖組王東庵灣附近的高坡上，一峰兀立，視野開闊，遙山近水，盡收眼底。山頂有石徑通達，離村級公路大約200米。祠堂舊址猶存，兩塊已經殘缺的石碑，表明此祠堂確與譙定、?淵有關。一塊石碑保留著“一日至”，“召為崇政”，“窶甚一中”，“山蜀人指”等字，這顯然是記述譙定的石碑。一塊石碑上面保留著清晰的“?”字，顯然是記載?淵事跡的石碑。

而?子山即“淵宅故址”的說法，頗值關注。?淵之所以講學于此，當與此地是其故里有關。古人有仕途不暢，就回鄉教館的傳統。?淵從朱熹學成歸來，因受朱熹被打壓的牽連，長期不得重用，回鄉教學，乃情理中事。

而另外一個民間傳說，也絕非空穴來風。很早以來，洪湖、萬順一帶就流傳著?老爺和譙夫子的故事。相傳很早以前，有個姓?的大戶人家，當家的叫?老爺。譙夫子曾經是?老爺的下人，在一個水井中發現了兩個小金人(娃娃魚)。譙夫子奉命將兩個小金人撈起，交給?老爺后，就到成都買菜去了。?老爺趁譙夫子外出的時候，就將兩個小金人用蒸籠蒸熟，把肉全部吃了，譙夫子從成都回來，只剩下一點殘湯。不久，?老爺因貪婪而死，譙夫子卻成了仙人。這個故事提到的?老爺，顯然與?淵的家族背景有關;至于譙夫子到成都買菜的說法，則與譙定晚年隱居青城山的記載，具有某種內在聯系。由此看來，?淵與譙定，極有可能都出生于樂溫玉溪的書香世家。

二、譙定?淵與涪州學派

涪州學派，是宋代著名的理學學派。這是一個以程朱理學為宗旨，以易學為特長，以涪陵北巖為基地，學者群體龐大，影響及于全國的理學支脈，起始于北宋末年，興盛于整個南宋，存續時間接近二百年。

譙定是兩宋之際儒釋道三教融通的理學家，也是象數與義理兼長的易學大師。史載其“少喜學佛，析其理歸于儒”，又從南平(今重慶市南川、綦江一帶)郭曩氏研讀象數易學，后往河南師從北宋理學家程頤學習義理易學，晚年棲隱青城，采藥煉丹，得道成仙。

譙定對涪州學派的貢獻，突出表現在完成“洛學入蜀”，并憑借其學術地位，奠定了涪州學派的學術基礎。

紹圣四年(1097年)十一月，程頤被貶涪州，譙定隨同前往，協助程頤于北巖普凈禪院撰成《周易程氏傳》，得以兩度從程頤游學，而深得伊川洛學之精髓。譙定避開當時蜀學與洛學之爭，將洛學的精髓傳承于后學，直接培養了劉勉之、胡憲、張浚(四川綿竹人)、馮時行(重慶巴縣人)、張行成(四川臨邛人)等學者，不僅推助了程氏洛學向朱熹閩學的過渡和呂祖謙金華學派、張栻湖湘學派的發展，而且實現了程氏洛學在四川的廣泛傳播即“洛學入蜀”。

譙定在傳承程氏理學過程中，獲得了很高的學術地位，以致蜀人“敬定而不敢名，稱之曰譙夫子，有繪像祀之者，久而不衰。”而譙定造就的龐大學術隊伍，又繁衍出眾多的學術支派，約為《宋元學案》100個學案中的35個，占三分之一強，故清人王梓材稱譙定“固程門一大宗也”。從這些情況看，譙定無疑是涪州學派的實際開創者。

?淵對涪州學派的貢獻，突出表現在實現“閩學入蜀”，長期執掌北巖書院，成就了涪州學派的巔峰時期。

?淵少從李燾游學，而平生好《易》，對于“古今易學靡不研究”。聽說朱熹易學“深得羲、文、周、孔之奧”，?淵乃于紹熙四年(1193年)夏天“萬里往考亭而師”朱熹。當年十二月，朱熹除知潭州、荊湖南路安撫使，講學于長沙岳麓書院，?淵也隨同前往，侍學左右，前后“越三年，盡得其說以歸”。

?淵是朱熹晚年最為得意的弟子，正如其同門好友庹正所說：“熹之門人眾矣，惟淵從之為最久，聞其言為最詳，記其說為最備，故其得之為最精。”而朱熹對?淵的愛重，從朱熹《晦庵集》、《朱子語類》記錄的朱熹與門人答疑對話中，可以找到很多例證。特別是宋寧宗慶元元年(ll95年) ?淵歸家后，雖然遠隔千里，朱熹仍一如既往地一再過問、指導他的學業，勉勵其讀書問學，進德自愛，《晦庵集》保留著朱熹晚年寫給?淵的三封信，關懷之意，期望之情，可謂溢于言表。

?淵在返回涪陵的當年，就參加了舉試。“適遭權臣以朱熹之學為偽而抑絕之，故雖文理優長而有司不敢取。及朝廷清明，崇尚其學，而淵已衰老，不復從事于科舉矣。”因此，?淵盡管“稟剛健之資，負蓋世之志”，特立獨行，力學不綴，終是一介布衣，老于巖穴。

仕途不通的?淵，學問卻大放異彩。經過堅持不懈的勤學清修，?淵形成了自己的易學體系，出任堂長于涪陵北巖書院，傳道授業二十余載，直至宋理宗紹定二年(1229年)去世，最終促成了朱熹學說在四川的傳播，即所謂“閩學入蜀”。此時的北巖書院，依白鹿書院規制而建，學風鼎盛，人才濟濟，成為涪州學派的大本營，與著名的東湖、濂溪、象山等書院并聞于朝野，過往達官顯宦、名流學者無不頻來瞻吊，可謂盛極一時。

?淵的門人，著名的有合州巴川(今重慶市銅梁縣)“二陽”——陽枋、陽岊(jié)。陽枋早年師從朱熹門人庹正，后經庹正引薦，赴涪陵北巖書院從?淵學《易》，收獲良多。?淵逝世后，又紹師遺德，以古稀高齡主講北巖書院，門人弟子甚眾，人稱大陽先生。枋族侄陽岊，字存瑞，與陽枋為?淵同門弟子，著有《存瑞易說》(今佚)，人稱小陽先生。“二陽”易說，下傳宋元之際的理學名家、寧波人史蒙卿，再傳至程端禮、程端學兄弟，發展為浙東理學的靜清學派。

譙定、?淵，是涪州學派的兩大本土靈魂人物，堪稱涪州學派的雙子星座。當年譙定協助程頤點易的北巖普凈院，黃庭堅題名為“鉤深堂”。嘉定十年(12I7年)州牧范仲武改建為北巖書院，并特建四賢祠，崇祀程頤、譙定、黃庭堅、尹燉四人。?淵逝世后，陽枋主講北巖書院，讓?淵從享四賢祠，于是四賢祠變成了五賢祠。五賢祠崇祀的五位賢人，程頤、黃庭堅、尹燉均為外地流寓涪陵者，而譙定、?淵則為本地人，足見兩位先賢對涪州學派貢獻之巨影響之深。

陽枋主持對五賢祠的秋祀，很能反映當時學者對譙定、?淵的崇敬之情。《字溪集·涪州北巖秋祀祝文·達微》對譙定贊頌道：“惟公生而好易，聞道實早。審業從程，研極幽眇。見乃謂象，卦爻斯了。出處行藏，淵乎近道。牧唱漁歌，非釋非老。宥享斯堂，源流有考。”而《字溪集·涪州北巖秋祀祝文·?蓮蕩》亦對?淵大加稱頌：“問易考亭，得易涪鄉。見知聞知，融明寸方。易由先生而有傳，巖因先生而有光。道晦而明，名久而彰。從祀四賢，無愧茲堂。”

譙定、?淵對涪州學派的貢獻，影響及于后世。譙定、?淵講學的北巖，被涪州人譽為“涪陵教育的發源地”，從此易學成為涪陵重要的傳統學術，易學的學者和著述層出不窮。從鉤深堂而北巖書院，從清朝到民國的鉤深書院，約800年間，北巖始終是涪陵的教育中心，使涪陵成為“科名雀起，人文蔚盛”之地。明清兩朝，涪陵出現了400多位朝廷命官，其中考中進士的人數，明朝為川東各縣之亞軍，清朝為川東各縣之冠軍。

三、譙定?淵與長壽文風

檢閱長壽歷史，除戰國末期誕生了杰出女商人巴寡婦清外，直到宋代之前，約一千二百多年間，長壽不曾產生過文化名人。自譙定、?淵出，長壽才開始在文化上嶄露頭角。因此，作為開風氣之先的長壽文化名人，譙定、?淵在長壽備受尊崇，對長壽文化的影響既直接又持久。

經過實地考察，長壽當地記載和保留了多處紀念譙定、?淵的歷史遺跡，足見長壽人對兩位先賢的敬慕之情。一是?子山。原是譙定、?淵講學之處，后來起名為?子山，山上建有紀念祠堂。今祠堂已毀，殘斷的碑碣和毀損的塑像，掩藏在雜亂的蔓草之中。二是?子山碑。明末戰亂，長壽文人多外逃避禍，到清初“人莫知有兩夫子”，應幾位長壽文人的邀請，長壽籍著名學者李開先康熙二十九年(1690 年)撰寫了《?子山碑記》，勒石于?子山，以垂不朽。今原碑已毀，碑文尚存。三是“古洗垢池”石刻。在?子山西約一公里的金家坪，有地名叫洗馬大田，是譙定、?淵沐浴之處，水塘邊的淤泥中，至今淹藏著“上古洗垢”四個蒼勁古雅的大字，保存十分完好。四是鍍金臥牛石雕。發現于?子山下的王東庵灣，是當地百姓從?子山上抬回來的，雕像憨態十足，栩栩如生，牛背刻著層次分明的蓮花寶座。譙定曾經寫過詩作《牧牛圖》，共分九章，以牛喻道，此鍍金臥牛石雕當與譙定有關。五是東山?子寺。位于長壽城東黃草山麓但渡場北七里的未名村，相傳為?淵讀書處。殿上曾懸楹聯：“公為南宋名儒，無愧枋榆隆祀典;我是執經弟子，忝司木鐸到鄉邦。”

作為譙定、?淵聚居講學之處，?子山早已成為長壽人心中的文化圣地。

?子山下，有個李家大灣，是長壽李氏祖先之一李濟川元末湖廣填川時選定的祖屋。《長壽?子山李氏族譜》記載了李濟川卜居于此地的緣由：

長壽城西百里為萬順場，場西南六七里，兀立一峰，高可千尺，綠竹依稀，疏樹繞寺，宋儒?淵、譙定曾講學于此，故曰?子山，為邑中名勝。昔吾濟川公由楚入蜀，下馬樂溫，惟居是卜，夙慕譙?，故奠基其麓，窀穸亦在，而子孫因以是為祠址，用資紀念，便祭掃也。

可見，李濟川正是因為譙定、?淵聚居講學于?子山，才卜居于山下，希望子孫繼承文脈，人才輩出。

很久以來，?子山上的祠堂，歷來一直很旺，當地流行“三月三，朝?子山”的民諺，凡正月初一和舊歷三月初三上巳節，到?子山祭祀朝拜的人很多，往往從早到晚，絡繹不絕，人山人海，人們期盼得到譙?文脈的澤潤，保佑子孫科考順利，出人頭地。

從長壽的歷史看，譙定、?淵對家鄉文化發展的影響不僅時間久遠，而且卓有成效。尤其是譙定、?淵，皆以擅長易學為最大學術特色，這一學術傳統直接影響了長壽的易學風尚。

?淵離世五十余年后，長壽誕生了一位經史學者和文章大家賈元，是元朝巴蜀地區最有影響的經史學者和文章大家。最早記載賈元事跡的是明朝楊慎(升庵)的《蜀中人物記》：“賈長卿，名元，號易巖。淹貫經史，以文章名。凡使蜀還者，士大夫相訪，必首問：‘得賈長卿文字否?’其為人所敬慕如此。”賈元留傳至今的文章有兩篇。一篇《涪陵學宮碑亭記》，也稱《文廟御碑亭記》，至正十三年(1353年)涪陵文廟新建碑亭落成時，奉郡守僧嘉閭之命而作。另外一篇《涂山古碑記》，至正十五年(1355年)費著任重慶路總管時，涂山禹廟重修，賈元受費著之請而作。此文堪稱有元一代的文章精品，歷來受到選家重視，已經收入近年出版的《重慶讀本》。楊慎在《全蜀藝文志》中還明確記載，賈元“號易巖，長壽人。易曰：元者，善之長也，其取字號以此”。可見，易學，是賈元的學術專長，與譙?易學可謂一脈相承。

賈元有個得意門生，名叫冉聰，是長壽有史記載的第一位進士，也是有元一代長壽唯一的進士。冉聰亦以文學稱，元至正六年(1346年)撰有《金盤山龍洞記》，收錄于歷代《長壽縣志》。但是，易學，仍然是冉聰的根底之學。

長壽對譙?易學的傳承，以李氏家族風氣為最盛。出生于長壽的近代武俠小說大宗師、著名京劇劇作家還珠樓主李壽民先生，在記實小說《珠還》中有這樣一段記述：

李氏祖先，有好幾代都精研易理，曾著有《讀易辨疑》、《易理探微》、《艮齊釋易》、《連山易解》、《歸藏易解》等書，不下二十余種。當康雍乾嘉四朝，通易學者，代有傳人，一時有易道在蜀之稱。怡庵思欲繼述祖志，對于易學，很下過一番功夫，極有心得。除夕晚上，偶因一元復始，萬象更新，兩句成對談起，說到伏羲一畫開天，萬事萬物之理，皆起于一。苕清本來常把父親愛讀和常加注解的書，連看帶讀，記在心里，立請以一字命題，作一論說。怡庵只說此題難作，小孩子決說不出個大道理來。誰想苕清當時動手，做到天亮，祭神拜年之后，伏案又作，到了初一夜間，居然做了七千多字一篇文章，先從說文解釋一字，然后再由無極而太極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，說到大衍體用相生，中間引證各家易說，差不多把一部易經，融會貫通，都拉扯上去，雖沒什么新奇深奧的見解，但是這樣難題，居然文理條暢，不蔓不枝，洋洋灑灑，七千余言，卻也不是剛交十歲幼童能辦的事。

這段文字，是長壽重視易學傳統的真實寫照。僅僅一個李氏家族，研究易學的著作就達二十多種，而年僅九歲的李壽民(苕清)，一口氣寫成七千多字的《一字論》，“差不多把一部易經，融會貫通，”可見這個家族對于易學的重視和熟悉，已經達到何等程度!

正是由于像李氏家族這樣的文化世家，對譙?學術的追慕和傳承，帶來了明清時期長壽科舉的發達，成為長壽人才蔚起的重要標志。據民國三十三年《長壽縣志》記載，明清540余年間，長壽文科進士總共52名，占全國51444人的1.01‰，平均每10.46年就出一位進士。其中，明朝進士在當時的四川省115個州縣衛中排名第十，在重慶21個州縣衛中排名第四，在渝東地區州縣衛中排名第一;清朝進士在當時的四川省排名第七，在重慶排名第三，在渝東地區排名第二。52名進士中，誕生了張蘭清(雍正)、韓鼎晉(乾隆)、李莒(嘉慶)、汪敘疇(同治)、華宗智(光緒)五名翰林。

不僅如此，一些文化家族開始嶄露頭角，成為科考大戶。在明清兩朝的長壽進士中，李姓進士達11人，占五分之一強，大約每50年出一個進士，遠遠高于他姓。特別值得注意的是，這11名李姓進士，全是鳳嶺街李家祠堂的子弟。明朝末期，李士震的五個兒子，全中科舉，長子李長庚、次子李庚齊，皆中進士，三子李聯云為貢士，四子李開先和五子李瑞鶴皆為舉人。李士震之弟李士昌之子李芳聯，中崇禎辛未科進士。清朝后期，鳳嶺街李氏“然”字輩的就有李莒(嘉慶辛未科)、李郁然、李彬然、李滋然(光緒己丑科，康有為與梁啟超之師)四名進士，其中李郁然、李彬然乃親兄弟，李彬然即還珠樓主之曾祖父。至于明清兩朝的貢士、舉人、秀才之類，李姓人家就更多了。

這些長壽走出的進士，有的在歷史上留下了重重的印跡。聶賢，是明朝三朝元老，歷任工部、刑部、戶部三部尚書。韓鼎晉，清嘉慶道光年間，官到戶部右侍郎、工部左侍郎。李彬然，曾任道光年間成都錦江書院(四川大學前身)、重慶東川書院山長。汪敘疇最有影響的事情，是主持慈禧太后40壽辰慶典和60壽辰慶典。李滋然，著名經學家，又是康有為、梁啟超的恩師。張賓吾，曾任北洋政府秘書長，四川文史館館長。

綜上所述，譙定、?淵的出現及其在儒學史上的重大影響，標志著長壽歷史上第一次文化高潮的到來。而譙定、?淵的道德風范和學術成就，為長壽的文化發展樹立了楷模，對后代的長壽人有一種無形的深遠影響和激勵作用。從元明清迄于近代，長壽之所以文風日熾，人才輩出，不能不以譙定、?淵為文脈源頭。

2015年10月5日星期一